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是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于1948年选举产生的院士，也是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在全国范围内选举产生的唯一一届中研院院士。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81人，按学科分为数理组、生物组、人文组三组。全体院士名单如下：[注 1][1]

中央研究院于1928年成立后，即着手完备国家学术体制，考虑效仿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等外国学术机构，设置“名誉会员”，以承担指导、联络、奖励学术研究的任务。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尚在初步阶段，各方面准备不足，尚不具备实行会员制度的条件，因此，中研院先于1935年设立评议会，作为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关。中研院评议会以院长、总干事和各直辖研究所所长为当然评议员，同时设有聘任评议员，从全国学术机构中选举产生。中研院先后于1935年、1940年产生第一届、第二届评议会，分别选出聘任评议员30名，为日后实行会员制度准备了条件。[2]

随着全国学术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和中研院各项制度及组织的不断完善，中研院于抗战后期开始考虑设置正式会员。1946年10月，在南京召开的中研院第二届评议会第三次年会上，评议员提案设立会员制度；对于会员的名称，讨论了“院员”、“院正”、“院侣”、“学侣”等称呼，最后经评议员傅斯年提议，决定采取“院士”这一名称（英文为“Member of Academia Sinica”）；同时，决定着手修正中研院组织法和评议会条例，对相应制度进行规范。[3][4]

1947年3月13日，国民政府公布了由中研院草拟、经立法院通过的修正后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为院士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规定：中央研究院院士为终身名誉职，分为数理组、生物组、人文组三组（效仿德国威廉皇帝学会对研究领域的划分），第一次由中研院评议会选举，名额为80-100人，之后每年由院士选举；院士的职责包括选举院士和评议员，议订国家学术方针，以及受政府委托，办理学术设计调查审查及研究事项。同月，中研院评议员根据修正后的中研院组织法，拟定了《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规程》草案，院士选举工作依照草案规定开始执行。[3]

4月，评议员根据《院士选举规程》草案，互选15人，与中研院代院长、评议会秘书、总干事一道，组成院士选举筹备委员会（简称选举筹备会），主持选举工作。选举筹备会成员如下：

选举的日常事务性工作主要由萨本栋负责。5月，选举筹备会开会，规定了各组包含的具体学科科目，初步分配了各科目的院士名额，并邀请部分评议员一起，就各学科拟出院士候选人参考名单。[3][5]

根据中研院组织法和《院士选举规程》草案，提名院士候选人可采取两种方式：一、由各大学、各独立学院、各著有成绩之专门学会或研究机关提名，二、由评议员五人提名。实际操作中，绝大多数候选人均以第一种方式提名。1947年5月12日，选举筹备会发出通告，说明院士提名和选举方式，邀请全国各地学术机构提名院士候选人。至8月20日截止，共收到近70个机构的提名。8月至10月，选举筹备会对提名情况进行审查，最终审查通过57个机构的提名，包括大学29所，独立学院13所，专门学会7个，研究机构8个。其中，中研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机构就全国范围进行了提名，也有机构仅就本机构人员进行提名。[6]

10月12日，选举筹备会审查确定了510人的提名名单；13日，又从中删除108人，将402人的院士候选人初选名单提交评议会讨论。10月15日，中研院第二届评议会第四次年会在南京召开，正式通过了《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规程》，规定院士名额为：数理组27-33人，生物组27-33人，人文组27-34人。16日，评议员按三个组别召开分组审查会，由李书华、秉志、胡适分别担任数理组、生物组、人文组召集人，对402人初选名单进行讨论，审查通过152人；然后，再经评议会全体会议讨论，删去10人，补充8人，于17日确定了150人的院士候选人名单，为中研院组织法规定的院士人数上限100人的1.5倍。候选人名单如下（粗体字为最后当选院士者）：[3][6]

根据中研院组织法规定，担任院士的资格有两种，分别是：“一、对于所专习之学术，有特殊著作发明或贡献者”；“二、对于所专习学术之机关，领导或主持在五年以上，成绩卓著者”。根据提名机构提供的提名理由，大部分候选人均具备第一项即学术成绩突出的资格，或同时具备两项资格。中研院内部规定，在抗战时期于日伪组织机关任职、有汉奸嫌疑的，应排除在候选人之外，萨本铁、赵承嘏等人因此被评议会删除。[3]在评议会讨论候选人名单时，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曾指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郭沫若“参加内乱，与汉奸罪等，似不宜列入”，而胡适主张选举院士“应以学术立场为主”，不赞成让政治立场影响提名和选举，列席会议的夏鼐也主张，除学术贡献外，当选院士的“惟一条件为中国人……若反对政府则与汉奸有异，不能相提并论……故对汉奸不妨从严，对政党不同者不妨从宽”；最后，评议会经投票决定将郭沫若列为候选人。[7]

11月15日，中研院于政府公报及全国各大报上公告150名院士候选人名单，以及每名候选人所治学科和学术成绩，在四个月内接受各界人士批评建议。[5]在此期间，傅斯年曾致信部分评议员，对刘文典的品行和潘光旦的学术水平提出意见；董作宾曾致信胡适，表示自己愿放弃当选，以便梁思永、郭沫若可以当选院士。[7]

1948年3月25-28日，中研院第二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在南京召开，主要任务即是选举院士。评议员25人出席，16人未到，具体出席情况如下（斜体字为未列入院士候选人者）：[4]

26日，各组评议员进行分组审查和投票，投票结果供评议会参考。26-27日，评议会全体会议进行投票选举。根据《院士选举规程》，须有出席评议员五分之四投同意票，即得到20票，方可当选。投票共进行5轮，选出81人，具体情况如下：[5]

在第一轮选举中，姜立夫、吴有训、李四光、陈桢、李宗恩、林可胜、胡适、陈寅恪、赵元任9人得全票25票；后四轮为补选，其中，根据夏鼐记载，“吴敬恒之加入，以朱院长之再三恳求，始于最末一次当选”。[8]选出人数刚刚超过中研院组织法规定的80人下限，选举即告结束，但生物组只有25人当选，未达到《院士选举规程》规定的27人下限。4月1日，中研院向全国正式公告当选院士名单。[9]

当选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被认为囊括了当时全中国最优秀的学术人才，代表了1949年以前中国学术发展的最高水平，很多院士在其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贡献；时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夏鼐认为：“我们如果说，‘这一个名单，相当的足以代表今日中国学术界的情况。’这话大致不会有多大的错误吧。”[10]根据各机构提名候选人时提交的提名理由，绝大多数院士具备中研院组织法规定的第一项资格，即学术成绩突出；仅以第二项资格，即领导学术机关而被提名的，有朱家骅、翁文灏、周仁、凌鸿勋、张元济、周鲠生6人。[5]此外，李书华、叶企孙、侯德榜、吴敬恒、王宠惠等人也存在多年没有发表学术论文或著作的情况。[1]

各组之下具体学科的院士数量相差较大，最多的物理学有7人，气象学、药理学、体质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只有1人。在提名阶段，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一些评议员认为，各学科院士名额的多少，要以其在中国的发达程度而论。[6]因此，当时在国内发展程度较高的地质学、生物学、文史学科、考古学等学科当选院士较多，相比之下较不发达的学科当选较少，天文学、地理学等学科甚至完全无人当选。

年龄方面，按院士当选时的周岁计算，80岁及以上2人，60-69岁9人，50-59岁41人，40-49岁25人，40岁以下4人，平均年龄52岁，全部出生于清朝年间，没有民国生人。最年长的吴敬恒83岁，其次是张元济80岁，两人均为文史学者；最年轻的陈省身36岁，许宝𫘧、华罗庚37岁，三人都是数学家。60岁以上的主要集中在人文组，40岁以下的主要集中在数理组。夏鼐认为，主要原因是国内的文史学科是继承清代朴学传统，学术积淀较为深厚，“尚有几位老人作后辈的典型”；而中国自然科学的发轫过晚，很多中青年学者在国内已是所习学科的开山祖师，特别是数学方面的天才往往在年轻时就显露出来。[10]

籍贯方面，浙江、江苏两省最多，分别为21人和16人，合计占到全体的46%，远多于其他省份，这与明清以来江浙经济发达、文教兴盛、较早打开国门有密切关系。其他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省份也有一定数量，如广东、湖北各7人，福建、江西各6人，湖南5人。北方山东、河南、陕西等省份一共8人。此外，部分院士存在籍贯与出生地不一致的情形，如胡适籍贯安徽绩溪，生于上海；李方桂籍贯山西昔阳，生于广州。

性别方面，当选的81名院士均为男性。朱汝华是150名候选人中唯一的女性。

学历方面，绝大多数院士接受过现代大学（包括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按最高学历统计，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有38人，取得硕士学位的8人；在欧洲（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士等国）取得博士学位的18人，取得硕士学位的1人；在日本取得博士学位的2人。在上述最高学历毕业学校中，哈佛大学毕业的院士最多（10人），其次是哥伦比亚大学（8人）、芝加哥大学（6人）、康奈尔大学（5人）和巴黎大学（5人）。有11人在旧科举制下考取过功名，[注 2]其中张元济是唯一一名进士（光绪十八年壬辰科）。

就院士工作的学术机构而言，按1948年4月1日院士名单公告时的情况统计，在中央研究院供职的院士最多，约为20人左右（院士中的部分中研院工作人员同时在其他学术机构工作，因此难以精确统计），院士中包括了当时中研院的代院长、总干事、评议会秘书，12个直辖研究所中10个的所长或代所长，[注 3]以及第二届30名聘任评议员中的25名；[注 4]其他院士供职的研究机构有北平研究院、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卫生实验院等。其余院士多在大学或学院担任教职，其中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最多，分别为10人和9人，而后是中央大学（4人）、浙江大学（4人）、北平辅仁大学（2人）、协和医学院等，以国立大学为主（辅仁大学是其中唯一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院士中有5名大学校长，16名教育部于1942至1943年聘任的部聘教授。部分院士当时在美国等国家的大学或研究机构担任教职或做长期访问。

部分院士之间具有亲属关系。人文组院士梁思成、梁思永为同父异母兄弟；人文组院士陈寅恪为生物组院士俞大绂的姑表兄；俞大绂的胞妹俞大彩、俞大𬘡分别为人文组院士傅斯年、数理组院士曾昭抡的妻子。

1948年9月23-25日，“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二十周年纪念暨第一次院士会议”在南京鸡鸣寺路1号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一届院士中有51人出席。中研院向出席院士颁发了院士证章和当选证书，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到会致辞，张元济、胡适作为院士代表讲话。[12]随后，院士会议又互选产生聘任评议员32人，与当然评议员一起组成第三届评议会。[3]根据新制订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规程》，评议会从此成为院士会议的常设评议机关。[13]

此时，辽沈战役已经打响，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的各大城市物价飞涨、学潮蜂起，学术界人心惶惶。根据中研院组织法和《院士选举规程》，第一届院士选出后，应由院士选举产生新的院士，每年每组至多5人。1948年10月27日，新成立的院士选举筹备委员会向全国各学术机构发出了选举1949年度院士的通告，规定提名至12月15日截止。但是，国共内战形势的迅速发展，让第二次院士选举无疾而终。[14]

随着中华民国政府在内战中节节失利、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政权，中研院院士面临是否留在中国大陆的抉择。1948年底，蒋中正主持实施“抢救学人”计划，将知名学者从平津地区撤往南方、从大陆撤往台湾，中研院院士被列为抢救对象，但大多数院士不为所动。1949年后，在81名第一届院士中，除萨本栋已去世外，留在中国大陆或不久后从海外返回的有59人（数理组21人，生物组20人，人文组18人），占73%；随中华民国政府前往台湾的有9人（朱家骅、凌鸿勋、李先闻、吴敬恒、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王世杰、王宠惠），占11%；前往或留在国外的有12人（陈省身、吴大猷、李书华、吴宪、袁贻瑾、陈克恢、汪敬熙、林可胜、胡适、李方桂、赵元任、萧公权，其中胡适、袁贻瑾、吴大猷后来赴台湾定居，陈省身晚年回大陆定居），占15%。

中央研究院于1949年迁往台湾后，由于来台院士不足总数的三分之一，因此无法依照《院士会议规程》的规定每年召开院士会议。[13]自1953年起，代院长朱家骅以组织“院士谈话会”的方式恢复在台院士活动，并于1955年委托胡适组织在美院士谈话会；参加谈话会的院士一致同意，以向中研院报到的院士人数为现有院士的总人数。[15]1956年，这一办法获总统府核准后，中研院重新办理院士报到，当时在台湾和海外的19名院士均完成报到（傅斯年、吴敬恒已去世）。[3]1957年4月，第二次院士会议在台北县南港中研院召开，与会院士有朱家骅、吴大猷、凌鸿勋、李先闻、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王世杰、萧公权9人。会后，中研院开始组织第二届院士选举。1958年4月，第三次院士会议召开，顺利选出第二届院士14人。此后，院士会议和院士选举逐渐常态化。[16]中研院迁台后担任院长的胡适、王世杰、吴大猷均为第一届院士。

在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成立，中研院第一届院士中的郭沫若担任院长，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担任副院长。留在大陆的中研院院士大多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但物理学、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部分甚至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性质”而遭取消。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成立时共有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四个学部），作为中科院的学术领导机构；学部设“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作为将来实行院士制度前的过渡。[17]中科院第一批学部委员有233人，留在大陆的中研院院士，除梁思永、余嘉锡已去世外，其余57人中有46人成为第一批学部委员（数理组19人，生物组17人，人文组10人）；没有成为中科院学部委员的中研院院士有姜立夫、翁文灏、胡先骕、李宗恩、吴定良、张元济、柳诒徵、顾颉刚、周鲠生、钱端升、陈达11人，其中超过一半为人文组院士。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曾昭抡、谢家荣、李宗恩、钱端升、陈达被划为“右派分子”，遭到批判；此后，中科院学部的工作也陷于停顿，直到1980年以前都未再产生新的学部委员。“文化大革命”中，留在大陆且在世的中研院院士绝大多数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判和迫害，谢家荣、饶毓泰、吴定良自杀身亡。文革结束后，中科院恢复活动，并于1993年将学部委员改称为院士，重新建立院士制度。1994年，陈省身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身份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根据中研院组织法规定，院士为终身名誉职。相关法规不禁止中研院院士取得外国国籍，陈省身、陈克恢、李方桂、赵元任等人先后取得美国国籍。在国共对立的大背景下，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院士未再参与中研院的工作，但在台湾的中研院亦没有将其除名；两岸关系缓和后，1992年，时任中研院院长吴大猷还邀请赵忠尧、黄汲清、汤佩松、冯德培4位留在大陆的第一届院士到台湾访问，并向他们补发院士证章。[18]

2000年，最后一位在美国的第一届院士陈省身返回中国大陆定居（2004年去世）；2003年，最后一位在台湾的第一届院士袁贻瑾去世；2009年，高龄106岁的贝时璋在北京去世，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至此全部辞世，距离院士选举已过去61年。

中央研究院于1948年选举产生第一届院士，开中国在学术体制上实行院士制度的先河，后来被海峡两岸所继承和发展。除选举结果被认为体现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最高水平外，选举本身也得到了当时社会各界的较高评价。提名和选举的全过程均依照中研院主导制订的法规进行，由学术共同体自主完成，将政治的干预降至最低，基本遵循胡适主张的“以学术立场为主”的原则，保证了选举的公正性和自主性，树立了学术公正和学术自由的典范。[3]政治立场明显倾向中国共产党的郭沫若、马寅初等人均以学术贡献当选（不过郭、马二人都没有表示接受院士职务，或以院士身份参与中研院的任何活动），郭沫若的提名和当选还得到政治立场迥异的胡适、傅斯年等人自始至终的支持；[19]具有政府官员身份的朱家骅、翁文灏、吴敬恒、王世杰、王宠惠等人，早年也曾作为学者从事研究工作，取得过一定的学术成绩。因此，选举的公正性得到时人的普遍认同，例如杨锺健认为：“院士之当选，在国内一时被认为特殊荣誉。至少在产生方式方面，十分慎重，缺少弊端，其为一般人之重视，当亦在此。”[3]与此相比，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产生，首先在程序上不采用选举，而是由官方组织少数学者进行协商，再由中共高层决定人选；其次，明确强调政治方面的标准，即要“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最后，很多人是作为领导意识形态的党政官员身份当选，本身缺少学术方面的贡献，例如陈伯达、周扬、胡乔木等。[17]

对于此次院士选举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认为中央研究院的所长、研究员当选院士的太多，如北京大学教授向达认为“令人有一种诸子出于王官之感”，选举有偏袒中研院工作人员的嫌疑。[10]二是有些可以当选的学者没有当选，甚至没有被提名（如钱穆），朱家骅表示：“尚有学术界知名人士，未经选入，这是本院所认为遗憾的”，[3]而夏鼐认为这是提名办法不佳所致。[10]三是有人对少数院士缺少突出的学术成绩而以其他理由当选表示不满，将其视为“科学界中的政客”，[19]如杨锺健认为，地质学方面的6名院士中，“独朱对于地质方面的实际工作太少。然而别的原因（推进工作有功）而当选。此事为许多人所不满。”[3]

由于国共内战及两岸分治、中研院迁台，第一届院士中的大部分人未及以院士身份展开工作、指导国家学术发展。此后，中研院第一届院士选举及相关情况在中国大陆长期被人遗忘，直至1990年代初方才开始有大陆学者对有关档案资料进行研究。[2]